最近笔者和老友聊天，上学时一直对《中国历史》颇有喜好的老友告诉笔者，历史上不论是《史记》还是《资治通鉴》等鸿篇巨制，写书目的都是通过朝代更迭的过程中的那些人和事，教授当时的君主和管理阶层，现实中应该怎么去做。这个问题是他认为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核心。但是由于对已经发生历史现实不能任意假设，对于现实的实务选择，不同时代的学者和当时现实实践者存着大量不同，甚至激烈的观点交锋。老友的观点让没有理论功底的笔者想到了近期读到的一本书《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作者：郭建龙，鹭江出版社）。
本书的的作者提出：“与西方世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不同，自西汉后，中国大一统时期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让人们相信，（某人）他当上皇帝不仅不来自欺骗，反而是天生注定的。”（注：《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前言部分）从这个思路，笔者假设：由于历代中国社会，将“人与政治“的关系的定义为高级思想理论要解决的终极问题。而做为最高级思想-哲学面临随着科技，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演进愈发多元化和复杂化，因此这种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是历史研究中学者、实践者们观点和结论不同的根源之一。而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不时轮番登上舞台的中央。
和传统的中国哲学教课书有别，本书其一：没有将关注点放在各学术、流派理论细节表述上，而更多的从当时的历史事件的视角反过来介绍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以历史叙述的方式，将各个思想的来源和主要人物放在历史中做了一个简要概况。其二：没有局限传统的先秦中国哲学流派划分。直接将先秦诸子思想融合成西汉初集大成的儒家 “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学体系，并直接与后来崛起的玄学、佛（教）学、道（教）学、理（道）学、心学、考证学等主要流派进行对比。
在延续性上，本书从实用主义角度，认为中国自汉代后的哲学演进，主要是为大一统国家，建立统一的思想理论管理服务的。其主要划分成:从汉代到隋唐的第一周期，和从宋代到现代的第二周期。每一个周期都历经主流思想的“建立期，庸俗期、反抗期和变异期“。
而笔者阅读后感到，在每一个周期中有一个占主流的哲学思想：在第一周期中是汉代建立的儒家“天人合一“理论体系，在第二个周期中是宋代出现的理（道）学体系。这些都是更多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论体系；现实中，大一统帝国需要政治合法性和指导具体管理手段的理论思想，这是一个现实主义问题，需要实用可行的方案去解决。之所以能占主流地位，是因为这种哲学思想与同时代其它思想比较，更加可以将理论与国家人才选拔以及日常制度管理进行有效的结合，并形成一个类似于理想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管理体系。
但是毕竟面对现实中问题，由于理论思想总是有其局限性，所以每一个思想体系，到了后来都会出现理论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现实的尴尬，遇见僵化和缺乏灵活的挑战。当这种思想在本理论体系内部，或是当时社会管理架构下，可以与其它思想调整融合时：在第一个周期中，出现了改良型的道（教）学和具备更加社会科学思辨性质的玄学、佛（教）为主流的哲学思想做各种社会实践的理论补充。而在第二周期中，起到这个作用的是心学、考证学等。
但这种对社会管理指导思想上的细节补充是有限的，当管理实践发展无法再继续依靠主流的哲学思想和为它做补充的各种思想时，实践将完全走向实用主义理论主导的局面。本书认为：唐代和北宋在相当的时期社会实践，是以现实实用主义理论为指导。而完全的现实实用主义，在人性上和社会管理上也有其局限性，哲学思想将在变异和演化中再次迎来更为强大的主流哲学理论。
读完本书，笔者更多感觉是“中国做为大一统国家，在思想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选择上的纠葛”。由于笔者没有学术研究理论功底，因此本书让笔者有了一个窥视国学宝库的机会。也能对老友提出的问题，有一点粗浅的个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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