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台融资转型背景
1、存量债务量大，传统负债模式难以为继：
从1994年分税制开始，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受到明显限制。作为承担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主导方，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市场化扩充资金来源。但受中央政府制约，地方政府借款方式在不停变化。交易模式从政府直接借款，到平台借款政府担保，再到平台借款平台担保。这些交易结构的共同特点是地方政府的信用为基础，以平台企业为载体，以市场化的形式获取资金。这段时间，地方政府的平台融资规模快速扩大。但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债务规模的无限制扩大不可持续。传统的负债，尤其是平台的融资规模持续受到控制的背景下，传统负债模式难以为继。
2、资管新规出台，投资市场进入去债权化时代：
2018年4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正式发布。从投资范围、杠杆约束、信息披露等多个方面做了要求，旨在防范金融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最大限度消除监管套利空间和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投资者而言，资管新规的核心内容在于“打破刚兑”。从这个思路出发，意味着投资管理人（银行，券商，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不再需要过度关注理财产品兑付与否的结果，为压缩债权类结构产品铺平了道路。28万亿的理财市场产品关系，开始逐步从债权关系全面转换为投资关系。
3、监管机构对去传统债权化业务的坚持：
资管新规于2018年刚推出时，由于其与当时已存在的大量交易结构有巨大的反差，市场普遍认为制度难以落地，最终会以监管和金融机构的妥协收场。事态前期发展也基本应证了这种思路，资管新规设立了两年的过渡期。2020年底前，监管部门逐年压降非标债权规模。原有两年过渡期到期后，大量银行和信托并未达到整改目标。于是2020年底，资管计划延长期到期后又延长了一年，似乎制度最终落地遥遥无期。但这期间，传统债权结构产品规模一直在压缩。2021年底后，大部分产品在监管的监督下都已转向权益型，过渡期也随之宣告结束。